交接班时，我刚放下笔，旁边的同事便抽出酒精棉，把我碰过的交接本一页页擦过去。她没有看我，动作却慢得足够让所有人看清。
有人在药柜后低声说：“抽她一管血都不肯的人。”
我没解释。愿意相信的人不用我解释，不愿意相信的人，只会把每一句话剪成新的罪证。
下午，程砚舟发出的律师函送到了医院，也送进几个亲戚群。函里写得很清楚：配型和捐献必须出于本人意愿，代签无效，造谣追责。
护士站没有立刻恢复原样，但议论停了。有人撤回消息，有人开始问最早是谁传的。我知道这不等于议论会自动消失，只是家人第一次发现，他们编出来的话也会留下代价。
晚上，周淑芬打来电话。七个月来，她第一次问我吃得好不好。
“还行。”我答。
她语气松下来。可她没挂严，林甜的声音从另一头漏出来：“妈，逼不动她。让她先登记结婚，信托一激活就能动了。到时候让她老公签放弃，男人给点钱什么都肯签。”
周淑芬立刻“嘘”了一声，再转向我时，声音已经带上笑意：“晚晚，妈妈给你介绍个对象，条件很好，先处处。”
律师函堵住了硬抢的路，他们便想把我的婚姻拆成一把钥匙，去开外婆留下的东西。
“我考虑考虑。”我说。
这是我第一次对这个家说谎。电话那头静了一瞬，林甜像是想再说什么，周淑芬已经匆匆挂断。
要把这场戏做下去，户口本得先拿到手。凌晨两点，我回了老宅。
院门没有锁。后院亮着火光，周淑芬蹲在火盆边，一页页往里放纸。纸上有手写的字，她每一张都等到烧透，才放下一张。
我站在桂花树的阴影里，没有出声。
她按实最后一层灰，慢慢站起身。二楼外婆的房间黑着，她却抬头看了很久。
火光映在她脸上。那不是得逞后的松快。
是恐惧。